新疆博物馆线上精品文物展以新疆博物馆二期全新的《新疆历史文物陈列展》为依托，介绍的展品大多数为首次展出的精品文物。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是系统阐明历代中央政府治理和管辖新疆的重要力证，是揭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的珍贵实证，是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的科学史证。
先秦珍宝
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北京猿人在50万年前就发明人工用火术，为全球最早之一；早在1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种植粟、水稻，农业起源同西亚北非并列第一。新疆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4万—5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1万年前后，我国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疆发现的众多以细小石器、磨制石器等为主的文化遗存，也体现了原始狩猎采集经济和原始农业经济生活方式。夏商周时期，新疆地区物质文化发展，先后进入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条件，多元化的族群及文化传统，孕育了新疆地区多姿多彩的社会经济发展面貌。
钻木取火器
出土于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阿拉沟墓葬 距今约2500年
钻木取火器，在鄯善洋海墓地、且末扎滚鲁克墓地、尼雅遗址等都有发现，出土总数达60余件。新疆出土的取火工具种类繁多，从出土取火工具来看，取火主要都是用木板和木钻相配套来制取火种，而且这种取火工具形制规整，选料考究，一般取火板（母棒）的木质较软，而木钻的木质则比较硬，取火器的形制有明显的预制性，且具备材料易得、制作简单、便于携带、取火方便、取火效率高等诸多特点。
钻木取火器易于携带，方便使用，是新疆地区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先民在游牧，打猎或战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由于木材易于腐朽，钻木取火器在考古遗址中很少发现。因为新疆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干燥气候才得以保存下来，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实证。表明早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新疆地区的先民就已经普遍掌握了用火的技术。
知识拓展：钻木取火是根据摩擦生热的原理产生的。木原料本身较为粗糙，在摩擦时，摩擦力较大会产生热量，加之木材本身就是易燃物，所以会生出火来。是远古时期人们便携式取火的代表性工具。
铁格夹金腰带
出土于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15号墓葬 距今约2300年
腰带整体展示出比较复杂的工艺技术，大体是用铁制网格和薄铁板把事先加工好的压印有花纹的金板夹住，通过网格显露出金板的花纹。这样大小不一的金牌饰有八块，以及圆环形金牌饰三块，加上包金带钩，组成了金腰带的主体，背衬原应衬以皮带，整体精美大气。是研究亚欧草原早期牧业文明的葬俗葬制的重要历史实物。
知识拓展：喀拉苏墓葬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加依勒玛乡阔克塔斯村西北，该墓葬发掘出墓葬50余座，出土石器、骨器、陶器、铜器、铁器、金器等珍贵文物约600余件。这批墓葬年代跨度大，依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组合、特征的不同，结合碳十四检测结果，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代，从较早的战国时期到公元7世纪左右。其中十五号还发现殉葬马13匹，是该墓地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墓葬，也是新疆目前考古发掘中发现殉葬马匹数量最多的一座墓葬。对于研究亚欧草原早期牧业文明的葬俗葬制提供的重要实证。喀拉苏墓地的发掘将进一步完善阿勒泰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序列的研究，并为前丝绸之路时期与近邻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汉代遗珍
汉朝时期，是中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基本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汉王朝以怀柔远方的雄才大略、宏富的内在特质、兼收并蓄的气量，造就了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的两汉文明。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区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重地，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琵琶、羌笛等乐器由西域或通过西域传入中原，中原农业生产技术、礼仪制度、汉语书籍、音乐舞蹈等在西域广泛传播。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推动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发展。
仓颉篇汉简
出土于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 汉代
木简残长15.4厘米、宽1.08厘米、厚0.8厘米，上残存有“溪谷阪险丘陵故旧长缓肆延涣”13个字，木简背面上端也存有3个字，字迹已模糊。仓颉篇是古代孩童们启蒙识字的课本，更是新疆发现的最早的语言文字材料，是楼兰遗址和尼雅遗址出土的西汉时期汉文简牍。汉简的发现表明，西域都护设立后，汉语言文字是西域官方通用语言文字。
知识拓展：两汉时期，中央政府采取设官建制、颁赐印绶、封赏赠赐、屯田戍守、安辑诛伐等，统辖和治理天山南北（西域）军政事务，密切了西域同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丝绸之路得以拓展。尼雅遗址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据考证，这里是《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丝绸之路南道上重要的绿洲城邦——精绝国所在之处。此遗址除仓颉篇汉简之外，还出土了大量的汉简、木牍文书，为研究古代中原汉文化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推广等具有重要意义。
八龙纹金带扣
出土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金疙瘩墓葬 汉代
金带扣长9.8厘米，宽6厘米，重约50克。金带扣方尾圆首，呈马蹄形，扣孔窄小，扣舌较短，靠近前端有环孔，并装有活动扣舌，用以扣住腰带。扣面凸显1条大龙和7条小龙，群龙戏水，在急流中翻腾跳跃，或隐或现，充满动感。龙身多处镶嵌绿松石和红宝石（多数已脱落）。龙身花纹和水波纹用金丝焊接而成，其间缀满小金珠。制作工艺采用金质模压捶揲成型，整件带扣工序极其繁复，带扣图案盘纹错节，设计极为精巧。八龙纹金带扣，是西汉政府封赏给焉耆国王的赠品，是国家通过封赏赠赐实施边疆地区治理的具体体现。
知识拓展：《汉书·焉耆国传》载：“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焉耆是汉通西域北道必经之地。公元前53年后，西汉在焉耆屯田，北魏时在此设镇，唐代在此设督都府。焉耆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文化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金带扣可以看做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原与西域存在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例证。
和田出土五铢钱
出土于和田买力克阿瓦提遗址 汉代
钱币呈圆形方孔，正面铸汉文篆书“五铢”二字。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后，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五铢钱成为当时新疆地区主要流通的钱币之一，新疆地区多地都曾发现数目庞大的汉代五铢钱。
20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和田较早地发现了五铢钱，仅在约特干遗址就发现了五铢钱470枚。新中国成立后，新疆考古人员在和田陆续发现了五铢钱。并于上世纪70年代，和田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一次出土了45公斤汉代五铢钱。1999年，和田地区墨玉县英雅尔乡一农民在挖灌溉渠时发现了一处窖藏钱币，共13.5公斤其中绝大部分为五铢钱，主要有曹魏五铢、蜀五铢等。
知识拓展：在楼兰、车师、焉耆、龟兹等地绿洲城邦遗址中都有发现五铢钱，均清晰地反映出了当时汉朝的五铢钱已经成为西域的通行货币，通行于各地。从这些铸币使用的文字、钱文释义、制作方法等方面的特征来看，都印证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铢钱的出土，是历史上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密切联系的缩影与见证。